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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述车史 罗骏藩:难忘当年的铅与火 中国汽车报

发布时间:2020-02-14 22:04:37 已有: 人阅读

  95岁的罗骏藩仍然坚持每天看新闻,读报纸,心系国内国际大事,这是他几十年报业生涯所养成的雷打不动的习惯。

  1924年,罗骏藩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,家有兄弟姐妹6人,他排行第二。13岁那年,他成为日新工业社印刷厂的一名工人。1942年10月2日,他加入由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,并亲历1947年2月发生的新华日报社被勒令关停事件。

  罗骏藩随报社全体人员撤回延安后,1947年3月10日,胡宗南进攻当天,他们又随中共中央组织部留守处撤出延安。在晋冀鲁豫解放区,罗骏藩被分配到华北大学(中国人民大学前身)文学艺术学院学习。1948年,他随校参加冀南解放区土地改革,当年8月调回西柏坡新华社。

  北京和平解放后,1949年4月,罗骏藩随部队南下接管南京市新闻单位,随后受命参加上海市新闻单位接管工作。1952年,他被调往武汉长江日报社,两年后被分配到武汉市硚口区政府工作。

  1972年,罗骏藩随妻子秦素来到十堰,被分配到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宣传组。总指挥部撤销后,他被任命为二汽第一任党委宣传部部长。

  1982年他进入二汽任党委并兼任宣传部部长,期间因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,从光明日报社刊发的一则小消息,引发二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一场大讨论。

  2019年9月29日上午,罗骏藩在其十堰寓所接受口述历史访谈。在两个半小时的讲述中,其91岁的妻子一直陪伴左右,帮助他一起回忆当年的烽火岁月,其情其景令人感佩。

  1924年我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。罗家是大地主,父亲跟随他的母亲改嫁到罗家,在家里并没有地位,所以没能接受教育,专门替罗家收账。母亲是成都本地人,有知识有文化,她的父亲是位民间画家,她跟着后母长大,家里有九姐妹,她排行第二。

  有一次父亲照例出去收账,但没收回来,挨了爷爷的打。母亲气不过,带着她的嫁妆和我们几个子女离开罗家,搬到位于成都市北郊的濛阳镇居住。

  离开罗家后,父亲到赌场给人帮忙。庄家赢钱后,拿走一部分,帮手们可以分得一些。所以,家里有时钱多,有时又缺钱。

  母亲很能干,绣得一手好花,做得一手好菜。旧社会嫁姑娘,一般都要陪送一套刺绣被面、枕头、床单和门帘等,来找她绣花的人家很多,有时甚至都忙不过来。有些人家结婚,请不到厨子,还请她去做主厨。

  我有兄弟姐妹6人,我排行第二,上面一个哥哥,下面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。8岁那年,我开始到濛阳镇念小学。念到高小时,按规定要穿学校,家里吃饭都成问题,哪还有钱买?再加上军阀规定不准办赌场,父亲失业后,我们搬回成都,住在北打金街,就是现在的红星一路。

  母亲的五妹家境殷实,丈夫做布匹生意。她给母亲一笔钱,母亲用这笔钱开了个香烟店,以此挣钱养家。那时候卖香烟跟现在不一样,是一支一支地卖,因为香烟很贵,大多数人买不起一包。此外,母亲还通过绣花挣些钱。

  13岁那年,我到一家名为日新工业社的印刷厂做工人。印刷厂是我大姨夫的二弟和三弟所开。我主要学排字,学排字首先得认识字体,还要学习开数。带我的两个师傅都是地下党员,解放后我才知道。

  我在日新工业社时间不长,待了不到两年。有一次上机器出了事故,板子打散,当天报纸没印出来,印刷厂因此赔了钱,之后我被开除。

  回家后,我在香烟店干了大半年。后来通过七姨夫邻居的推荐,到他所在的协美印刷厂工作。这个印刷厂隶属测绘局,专门负责四川地图设计和印刷。此外,协美印刷厂还印两张报纸,其中一张是《成都日报》。

  我到协美印刷厂干了几个月。或许因为《成都日报》总刊发一些进步思想,后来被查封。正赶上我哥哥开的布店缺人手,我就去当店员,帮他做生意,比如卖布,做缝纫等,干了两三年。

  我从小就喜欢看报纸。有一天,我看到《四川日报》上介绍重庆市排字工人比赛,第一名是耿俊如。耿是我在协美印刷厂的同事,也是一位地下党员,我俩关系不错。我骨子里不想做生意,就想到他那里去找个事干。于是就跟给他写了封信,他回信让我想办法去重庆。

  我跟哥哥要了30块大洋,从成都坐长途公共汽车,两天后才到重庆。耿俊如已到《新华日报》当排字工人,《新华日报》由中共南方局领导,印刷厂在重庆化龙桥。耿俊如找到原成都地下党党小组长程润坊商量,认为我年纪较轻,家庭情况清白,就同意我加入《新华日报》。

  能进《新华日报》,我很幸运。1941年皖南事变后,准备查封《新华日报》。《新华日报》原本是一张大报,这期间只出四开报纸。国共关系改善后,准备恢复大报,需要印刷工人,条件是出去的不再回来,在社会上重新招聘,这个背景下我进入报社。

  尽管我在印刷厂干过,但跟《新华日报》无法相提并论。《新华日报》有400多人,设有编辑部、行政部和印刷部三个部门。编辑部下设采访部,采访部人最多,有些地下工作者以记者和编辑身份待在报社。印刷部分为牵引车间、排字车间和组字车间。

  1942年10月2日,我成为《新华日报》一名排字工人,这个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,因为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,相当于重新开始。《新华日报》实行津贴制,每个月工资30多元,虽然不算多,但吃饭不花钱,基本够我个人花销。有津贴,有饭吃,生活比较稳定。

  当时印刷技术落后,排字、拼版、打样等,全靠手工操作。我记得很清楚,每天晚上7点上班,左手托盘,手指夹着稿件,右手从字架上的小格子里拣字,一站就是一个通宵。遇到重大新闻事件时,排字时间更长。

  报社办有工人,每天下午从2点到4点,我都会去上课,学习内容包括语文、数学和英语。打从念小学起我就喜欢语文,从三年级开始写毛笔字,作文基本是班级中的范文。教语文课的都是一些大家,比如胡风教过语文,廖冰还教过画。

  1943年,我写了第一篇小说《卖冰棍的孩子》,主要写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,写他卖冰棍过程中的苦难。文章约600字,算是小小说,刊发在《新华日报》第四版(副刊),稿费一元。

  从那以后,我慢慢开始写作,基本每半个月就会有一篇作品。有些作品素材来自耿俊如,他后来到延安,在抗大学习后去了部队。在报社期间,他经常到外面工厂了解工人情况,除向组织汇报外,还经常跟我讲,我就根据他提供的素材进行创作。

  做排版工人期间,我算报社里的积极分子。报社看我学习成绩不错,又不断发表作品,家庭关系比较单纯,就有意识地培养我,让我加入编辑部下面的读者来信部,接待读者并回复读者来信等具体事务。

  我做过副刊小组长,每月津贴涨到7块(元)钱。我主要在熊复手下工作,前期他是二版编辑,后来担任《新华日报》总编辑,做过《红旗》杂志总编辑。解放后,我只要到北京,就会去他家里看他。

  1947年2月,解放军在东线战场取得大捷。消息传到重庆,大家备感振奋,新华日报社准备在(1947年)2月28日召开全体大会庆祝胜利。《新华日报》不断发声,传递胜利的希望。

  但1947年2月27日凌晨3点,便动用近5000名包围《新华日报》,要求报社将房屋财产移交给接管。他们的理由是,你们出的报纸,老百姓不满意,要把你们保护起来,其实就是要查封报社。本来报社每月27日发工资,结果当天工资没发成,还被封了大门。

  国共内战开始后,我们一般做两个版式,一个版式给审查,一个版式用来正式印刷,但有时不是经常的。派三个人住在报社里,每天晚上审查,签完字后才能印刷。但他们签字的版我们没印,印的是另一个版式,还将打败仗的事情做了报道。

  查封报社前,我们就已发动全市工人和报社职工,包括家属都去卖报纸,其实已经不是卖报纸,而是送报纸,愿意给钱就给,不给就算了。紧急情况下,报社要求大家不要慌张,把文件、书信、笔记和党员登记表等资料烧毁。

  报社被查封后,我们所有员工都被扣留了九天,包括报社采访部、春阳路采访部、民生路营业部和化龙桥印刷厂等。到处搜查,在一个防空洞里找到几个大木箱子,结果打开一看,里面全是废铅字。

  通过谈判,同意送我们去延安。我们提出坐船去,打算经过新四军管辖区时投奔新四军,但没同意。

  从(1947年)3月7日到9日,连续三天派出17架飞机把我们近800人分批送去延安。出发前熊复给我们做工作,他说,他们()可能会给大家发吃的,也可能发劝降书,你们自己做主。结果到机场后,果然发给大家一封信,愿意走的就走,不愿走的就留下,但我们没有一个人留下。

  (1947年)3月 9日上午,由熊复带队,我们第三批170多人分乘3架飞机离开,其中印刷部有48人。这是我第一次乘坐飞机,包括我在内的10人被分配看管降落伞包,这个任务很重要——看好了大家都能活,否则就容易出事。

  当天下午3点多钟,我们终于到达延安,住进招待所,就在宝塔山对面。在延安待了不到一天,第二天即1947年3月10日,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,当天下午5点,我们随中共中央组织部留守处开始撤出延安,晚上9点多钟撤到三十里堡住下。

  9天后,我们到达陕西省北部的绥德,这里相对安全。起初我们白天赶路,由于不堪飞机骚扰,就改到晚上行军。过黄河后就是晋绥解放区,前边正在拉锯战,因为战争原因,我们在这里等了一个月,才继续上路绕道河北去寻找刘邓大军。

  伙食很差,早上一碗小米粥,一个土豆;中午两个土豆,一碗小米粥。饿了怎么办?就去找找野菜、野辣椒,问厨房要点盐,将辣椒拌着吃。

  接着我们从山西北部出发,到太岳军区,经过绥远边境,再绕道晋冀鲁豫解放军。结果没几天,有消息说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跑了,我们折过头来继续走,很快就到了河北邯郸下面的冶陶镇。但别人告诉我们,刘邓大军已经离开。组织的意思,愿意留下的留下,不愿留的可以走,印刷部有17个人愿意留下来学习,其中包括我。

  我们被送到位于河北邢台的北方大学学习。我喜欢写作,想当一名作家。当时乔羽也在北方大学,他写过很多歌,乔羽在文学系46级,我在文学系47级。由于表演系学生太少,加之我也喜欢表演,就从文学系转到表演系。

  当时可排演的剧本不多,其中有个王贵与李香香的歌剧,以上一级表演系学生为主。47级表演系挑选了5个人参加,我是其中之一,饰演一位营长。

  在重庆期间,每每遇到演出,我都会参加,还组织过秧歌队表演。那是1946年8月15日,抗战胜利日,为庆祝《新华日报》出版五周年,我们举办了庆祝会,重庆各界人士都来参加。

  为组织秧歌队,我和医务室黄杰文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了两天,回来后每天吃过晚饭,就带着大家扭秧歌。公开表演时,我带男队,她带女队。

  北方大学学制四年。但到1947年底,根据毛主席军区讲话精神,土改要复查。北方大学所在地邢台隶属冀南解放区,复查需要人手,我们全体学生都被派去参加复查工作,当时我才入学半年。

  我们被分派到各地:有的到山东临清,有的到河北威县,我被派到临清参加土改。8个月后,1948年8月的一个下午,上面突然下达命令,要求土改队集中,而且不要告诉当地老百姓。我们收拾好行囊,于晚上十点钟悄然离开,没有惊动村民。

  我们被送回学校。这时为迎接全国解放,中央决定将北方大学跟华北联大合并,建立华北大学(中国人民大学前身)。我回到华北大学三部,也就是文学艺术学院。

  不到一个月,新华社来调人,当时新华社在西柏坡办公。因为要成立新中国,政协要召开筹备会议,大量文件材料要印刷,工作量很大,但人手不够,于是抽调我们17个人到新华社帮忙。我们都是熟练工,排字的去排字,印刷的去印刷。

  上面安排我们到劳动大学报到,劳动大学其实就是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对外称号,地址就在西柏坡,校长是,校董是朱德。新华社就在劳动大学里,除我们这17个人外,原《新华日报》的一部分人(包括采编部)也在这里。

  印刷任务完成后,我们要从西柏坡搬到北京香山。1949年3月13日凌晨,天不亮我们就开始搬家。第一批有17辆卡车,我在第7辆卡车上押送设备。北京是和平解放的,我们不清楚印刷厂什么情况,本来准备自己搞。结果到北京后,接管了几家印刷厂,自己带的设备就没用上。

  到北京没几天,1949年4月,我被调到华东野战军所属长江支队城市工作部,学习城市接管工作。办公地址在北京饭店,主要做培训。当时有很多人来自农村,不知道怎么接管大城市。我们就邀请上海和南京的老地下党员,来给他们讲大城市的风俗、习惯和语言等,比如电灯怎么开;电话怎么打;电风扇怎么用等,一个培训班往往要讲一周。

  这样到了1949年4月22日,上面通知我们,下午5点上火车,准备离开北京。我们问去哪里?领导说,别问,到时上火车就行。

  我们都不愿意,来北京半年多,连故宫都没去看过,现在又要离开。上面就给我们放两小时假,让我们去看看故宫。两小时能看什么?基本就是从进去,从神武门出来。

  上火车后我们才被告知,随部队南下参加南京接管,我们去接管新闻单位。后来才知道,陈毅、、刘伯承等人也在这趟火车上。怎么知道的?我们领队是范长江,陈毅到车厢来跟范长江讲,如果这里坐着不舒服,就到他们车厢去。范长江说,我要跟工人阶级在一起。

  (1949年)4月23日凌晨3点多钟,我们跟着解放军一起到达南京,住在中央饭店里,几个人分成一个小组,准备接管工作。不久,上海和平解放后,(1949年)4月28日,我们38人中的一半被调到上海市军管会,要去上海开展接管工作。

  紧接着又传来消息,上海将领反悔,我们剩下这19人就坐火车到江苏省丹阳市。这19人中,原来在《新华日报》干过的有4人,我也在其中。从南京到上海,我们走得很艰难。4月南方蚊子多,睡觉的地方没蚊帐,上面铺着木板,下面是猪圈,根本睡不好。白天不能出来活动,担心被发现,就这样等了近一个月。

  期间,我们跟山东大众日报和山东新闻学校合并到一起,领队是恽逸群。在北京办培训班时,恽逸群主讲过南京和上海的风俗人情,他后来当过《解放日报》社社长、总编辑。

  有一天晚上,天下着大雨,我们接到通知,当夜12点出发。我们顶着大雨,坐着《申报》的汽车进入上海,住在汉口路的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办公处,即《新闻报》旧址所在之地。

  从《新华日报》过来的4个人中,其中1人被分到《中央日报》,我和其他两人被分到《和平日报》——当时最的一份报纸。接管时,组长还带着枪。《和平日报》编辑部只剩一位总代表,负责接管后的交接工作,另外还剩下一些工人。

  我们把旧报纸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办培训班,想留在报社继续工作的可以留下,不愿意留下的可以离开。上海刚解放时,旧报纸有20多家,经过接管,只留下一家报纸。

  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发工资。我们的工作人员,原来是供给制的就按供给制,津贴制的就按津贴制,他们的工资按照接管时承包下来的发放。

  打个比方,我是津贴制,津贴加上技术补贴,每个月工资是17元。供给制拿得更少,一个月才7块(元)钱。而他们学徒是70块(元),铅印车间主任是170多块(元)。那时候1元钱能买很多东西,1斤小白菜才1毛钱。

  接管工作完成后,上海组织部来征求我们的意见,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北京?我们这几个人相当于从北京借出来的。我说,我哪里都不去,等着回成都。

  后来,我所在单位要移交给《长江日报》。《长江日报》社长是熊复,他给我来信,希望我连人带设备一起过去。我就跟上海组织部讲,我要带着这些人和设备去武汉。

  1950年4月17日,我们抵达武汉《长江日报》,开始筹划建厂。当时有七八十位工人,我是主管,相当于工厂指导员,《长江日报》的厂房就是我带头建起来的。

  我在《长江日报》干到1954年,中南局撤销后,《长江日报》解散。我们被分到武汉《新华日报》印刷厂,也就是原来的《武汉日报》印刷厂。

  没过多久,上面要求企业支持地方。武汉硚口区政府需要一位写作能力不错的人,他们认为我比较合适。调我过去后,先让我管理17个大仓库。大仓库有很多宝贝,比如皇帝批复的奏章,整套红木家具,以及毛皮大衣等,看好守好这些东西就是我的责任。

  我被分到硚口区财贸部,任财贸部秘书兼财经科科长。部长是位老红军,大字不识几个,我给他当助手。财经科科长管银行,管报业公司,管税务局。

  一段时间后,由于领导对硚口区政府工作报告不太满意,就调我到办公室秘书科当副主任,负责区政府报告的撰写,包括工作报告和年度计划等。后又提我当主任,负责秘书科日常工作。

  1955年,上面要抽调我担任硚口区宣传部部长。我不太愿意,因为对政府工作更有兴趣。区长也不愿意放我走,但他不表态,既不同意,也不反对,最终我还是服从安排,去主持硚口区宣传部工作。后又调任武汉汉阳区区长。

  文化大开始后,我被打成走资派关起来,1968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。五七干校在武昌金口,我在那里学会了种菜,还学会了辨别西瓜的生熟。

  在五七干校待了五年,上面想让我回区里工作,我不愿意回去。早在1969年,我老伴就调到二汽(现在的东风公司)医疗卫生部门工作,我想跟着她去十堰。

  1972年,二汽建设总指挥部成立。总指挥部下设五个分部:一分部为十堰办事处,负责地方材料的生产和供应。二分部为二汽汽车运输团,负责运输。三分部为二汽各专业厂等。四分部为东风轮胎厂。五分部为二汽第二维修处和铁路处,负责厂区铁路、公路建设。另外,还设立“102”工程指挥部,承担基建施工。

  我被分到二汽建设总指挥部宣传组工作。从1973年干到1984年,我在二汽干了11年。1973年4月,二汽军代表撤走,当年8月,我调任二汽党委宣传部部长。副部长是唐炳涛,比我大几个月。1982年4月2日,经上级批准,我进入二汽领导班子,担任二汽党委兼宣传部长。

  二汽宣传部当时有17个人,但基本都不在机关里,都在跑一线。那时候做企业宣传报道,主要讲经济形势,大部分是情况调查。还要收集负面影响,比如工人中存在的不正确思想,每周收集一次,给二汽党委反映情况,这样领导讲话时就能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。

  饶斌同志对宣传工作很支持。二汽为宣传部提供资金50万元,在1970年代这50万元可不得了,给每个专业厂配上大扩音器。更重要的是,还配齐了宣传干部。我们给领导提供的宣传内容比较及时,每周一次报告,相当于舆情监控。

  1978年5月初,我们看到《光明日报》第二版发表了一篇文章。文章不长,只有100多字,写的是北京理论界开展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讨论,而且讨论得非常热烈。

  唐炳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。我认真阅读报道后,和他进行交流,我们都感到有些不解。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定论,为什么还要在这时拿出来讨论?我们敏感地意识到,可能会有重大事情发生。

  我们进行了充分准备。从《光明日报》刊登这则消息起,一方面,我要求宣传部干部注意阅读全国报纸和杂志,另一方面,我们还注重加强与中央在武汉企业的资料交换与联系,希望获得一些有用的线索。

  我们陆续从一些渠道获得信息,但这些消息让人震惊。比如《光明日报》上提及的北京理论界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,其实是中央党校中高级干部、理论界人士,以及部分宣传干部共800多人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,还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,思想及本人的功过评价等。

  1978年5月11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文章。我们组织宣传部所有同志反复学习这篇文章。

 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:其一,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。其二,理论与实践统一,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理。其三,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。其四,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。

  除此之外,我们还派出动力厂韩树山同志到湖北省委党校学习。他学成回来后,再给我们介绍党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情况。

  综合这些情况,二汽宣传部制订了二汽党委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计划。1978年5月20日,我们在党委会上汇报了相关情况以及相应部署,经过会讨论同意,决定在学好真理标准文章的基础上,分头准备,为真理标准问题学习全面展开时,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宣讲。

  我们先将宣传系统和部分理论辅导员集中起来学习。各单位回去后向所在单位党委作详细汇报,建议领导班子先行一步,通过学习取得一致认识,领导班子做学习辅导准备。宣传科组织党团员、积极分子学习真理标准问题,由宣传干部或培训的辅导员进行辅导讲解,单位组织全体职工学习。

  1978年7月29日,二汽召开扩大政治工作例会,时任的黄正夏在会上谈到学习真理标准问题的体会,并对思想是个科学体系问题进行重点讲解。

  二汽是十堰市七家国有企业中最先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企业。湖北省还没全面铺开,二汽就已经全面铺开。

  1984年,根据二汽党委安排,我调任十堰市政协,接着又干了五年。那时候政企合一,每届十堰市政府里,二汽都要派两个人,分别担任副主任和政协。

  在二汽也留有遗憾。1980年代初,我就跟当时的领导建议要关注电动汽车。我喜欢看报纸,看国际问题,了解世界汽车发展情况,国际上1960年代就有电动汽车。特别是有一次,我去泰国旅游,坐的是德国大巴,客车很舒适,车里还能上厕所。

  回来后我就给领导反映情况。我说,我们汽车多是好事,但人家一辆车卖50万元~60万元,我们一辆车卖十几万元,能不能搞些尖端技术?这是一个意见。

  另一个意见要研究电动汽车。我举例说道,现在都有哪些国家开始使用电动汽车,二汽也应该考虑。我还跟黄正夏(原二汽厂长)提过,他接受我的意见,还领导研发过电动汽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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